世俗儿童就学即授《千家诗》取其易于成诵故流传不废但其诗随手掇

世俗儿童就学，即授《千家诗》，取其易于成诵，故流传不废，但其诗随手掇拾，工拙莫辨，且止五七律绝二体，而唐宋人又杂出其间，殊乖体制。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，择其尤要者，每体得数十首，共三百余首，录成一编，为家塾课本。俾童而习之，白首亦莫能废，较《千家诗》不远胜耶？谚云：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。”请以是编验之。

这里最主要的意思是，要选得精，不要“随手掇拾，工拙莫辨”。本来，《全唐诗》所收，共有四万多首，现在选出来的还不到千分之一，势逼着也非极力求精不可。他这个目标，大致是达到了的。可以这样说：他没有选的，好诗还多；他选了的，坏诗几乎没有。要增补，尽有可增；要删削，简直无从下手。今后倘再选唐诗，便会发现，《唐诗三百首》里面的，差不多每篇都是回避不了，抛撇不掉的。《唐诗三百首》成功的原因，首先是在这里。

其所以能选得这样精，因为他的方法是“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，择其尤要者”，是以社会的承认、历史的考验、公众的批准为标准；不像那些名家名选，主要是以自己的文艺观点和趣味为标准。他这样选出来的许多名篇名句，原已渗入社会文化生活当中，成为广泛的、习用的成语、典故、格言等类，人们一度了解了，运用了，便永远不会忘记。所以他自信，能“俾童而习之，白首亦莫能废”。我们的确看过，一些白发老诗人，一生读了不少诗，可是闲常吟咏的，依然是儿时从《唐诗三百首》里面读熟了的。

可是，远宗李白，而更瑰奇，近绍韩愈，而更雅丽，以其独创的境界下开晚唐的李贺，竟一首也没有入选，这却是难解的事情。谁也不会相信，这样一个大诗人，竟一首“脍炙人口之作”之“尤要者”也选不出来。不问可知，是他的诗风太不合编选者的意了。足见前面所说，以社会、历史、公众为标准，不以自己的观点和趣味为标准，也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这么说的罢了。

另一个好处是，选录的比例，大致符合诗人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。

入选诗人77人，所选诗294题310首，后来四藤唫舍本又补了3首。被选了30首以上的，杜甫一人；20首以上的，王维、李白、李商隐3人；10首以上的，孟浩然、韦应物、刘长卿、杜牧4人；5首以上的，王昌龄、岑参、李颀、白居易、卢纶、柳宗元、张祜7人；3首以上的，韩愈、刘禹锡、温庭筠、元稹、张九龄、高适等11人；两首以下的，常建、元结、孟郊、沈佺期等51人。

看来编选者很注意全面，要尽量反映出每个诗人一切方面的成就；也很严格，不管哪个诗人，哪一方面没有独特成就的，这一方面就一首不选。越是大的诗人，有成就的方面越多，就要多选几首来代表它们。所以，入选诗篇的多少，自然成了诗人在文学史上地位高低的标识。例如温庭筠，主要成就本不在诗，而是在词。但专就诗而论，他的七律中纯然晚唐风格的，同李商隐的合起来看，固足以见这一派之全，分开来看，代表性却不大。倒是他的五律，和七律中的偶然几首，有盛唐气象，于晚唐别开生面。还有他的七绝，与李商隐的七绝虽同为晚唐风格，可是以清丽芊绵胜，与李商隐的郁顿挫，异曲同工，各有千秋。因此，就选了他的一首五律，两首七律，都是盛唐风格的，一首七绝，晚唐风格的；而那些晚唐风格的七律，则一首未选。又如韩愈，虽是鼎鼎大名，一生作的诗不少，而且开了一派，可是他的成就，主要在于诗的散文化，特别表现在七古方面。因此，就只选了他的四首七古，全是典型的散文化的诗，其他一首未选。这些地方，都非常有眼光。

当然也还有不妥之处。显明的例子是白居易，他入选的是一首《长恨歌》，一首《琵琶行》，五七律绝各一首，总共六首。这六首是好的。可是，历来编者都很看重的《新乐府》和《秦中吟》，却一首未选。又如，素以“郊寒岛瘦”著称的孟郊和贾岛，入选的两首五言古乐府和一首五绝，虽然也都是名篇，却既不甚瘦，也不甚寒，很不典型。把这些例子同李贺竟一首没有的例子联想一下，又可以悟出，编选者所重视的大致是“盛世元音”一类；《新乐府》《秦中吟》的忿切，郊、岛的寒瘦，李贺的奇丽，所以都在所不取了。便是杜甫的三十多首中，《北征》《羗村》《同谷七歌》《三吏》《三别》这些惊心动魄之作，也一首都不在内。有人说，《唐诗三百首》是以沈德潜的《唐诗别裁》为底本的。我看，至少可以说，蘅塘退士的诗学见解是属于沈德潜一派的。沈派诗学好处在“稳”，坏处在“庸”，这也是读《三百首》时可以注意一下的。

但是，按照历来将唐代诗歌发展分为初、盛、中、晚四期的说法，则盛唐气象无论如何是唐诗最高的境界，因此，沈派诗学表彰盛唐的功劳，是不可没的。《三百首》的编选，突出盛唐，也应该承认是一个优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