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独有偶明成祖朱棣也曾经使用过这种诡道之术明洪武三十一年(公
无独有偶,明成祖朱棣也曾经使用过这种诡道之术。明洪武三十一年(公元者398年),明太祖朱元璋病死,皇太孙朱允炆继位,史称建文帝。建文帝生性懦弱,他称帝后,朝廷与各地诸王之间矛盾迅速激化。当时各地诸侯王都纷纷拥兵自重,一些同姓诸侯王还想趁机篡夺皇位,尤其是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声称要诛讨奸臣逆贼,公开与朝廷对抗。明建文二年(公元者400年)九月,建文帝命大将军盛庸率军驻守山东德州、定州、沧州等地,然后出击北平(今北京),平定朱棣叛乱。朱棣得知消息后,欲乘机攻取沧州。但是他担心沧州守军有所防备,于是放出风声说要北上攻打辽东。沧州守将徐凯得知此事,放松戒备,燕王朱棣率军抵达天津做出进攻辽东的姿态,徐凯见朱棣确实要远攻辽东,更加放松戒备,而此时朱棣突然率大军急转南下,直逼沧州,等到沧州守将徐凯得知此事,朱棣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,徐凯此时才急令士兵拼死守城,但为时已晚,燕王大军四面围攻,沧州城迅速陷落。
本来沧州固若金汤,牢不可破,可是燕王朱棣用了《孙子兵法》中“近而示之远,远而示之近”的兵法策略,迷惑了沧州守将。本来是要夺取近在咫尺的沧州,却声称要攻打远在天涯的辽东,使沧州守将失去了警惕,结果徐凯所部被燕王大军打了个措手不及,沧州也随之陷落。这不能不说燕王朱棣用兵如神,同时它也验证了“兵圣”孙子的谋略之高超。
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之术,在战争中这种战术是克敌制胜的常用法宝。在商业领域要想获得全面的成功,离不开这种诡诈之术。企业不仅要为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优良的服务,而且要善于迷惑竞争对手,让自己的产品能够迅速有效地占领市场,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。
也0世纪初,美国汽车工业飞速发展,各大汽车生产商无不推陈出新,生产出各种各样新型实用的产品。当然随着新产品的增多,市场的竞争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激烈。在各大厂商纷纷求新求变的情况下,福特汽车仍不改初衷,维持着原有的生产模式,因此销路大受影响。基于这种状况,部属都向福特提出了一些更新产品的建议,但是老福特总是回答说:原产车结实耐用,继续生产这种车也不错。众人听了都百思不得其解,其他的汽车生产商听到了这个消息都嘲笑老福特因循守旧。可是谁也不曾想到,此时的老福特已经暗中设计出了一种极为新潮的A款汽车。不仅如此,他还大量收购废旧钢材炼钢,以降低生产成本。者957年8月,福特突然宣布关闭生产T型车的工厂,人们都感到纳闷:为什么新款T型车刚上市不久就被停止?正当所有人感到迷惑不解之时,同年年底,一款色彩华丽、典雅轻便的A型汽车面市了,这款车造型独特,而且价格低廉,因此备受消费者青睐。它的突然出现,迅速成了市场上的一个亮点,因为其他厂商毫无心理准备,所以这款车一下子就抢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,这为福特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收益。
福特公司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汽车公司,在世界汽车生产领域也享有盛誉。福特公司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,与福特本人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是分不开的。老福特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表面上不动声色,实则养精蓄锐,暗度陈仓,一旦时机成熟,就反客为主,占尽上风,他不愧为商场上的一名善用“诡道”的将帅。
政治本身带有一定的欺骗性,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其实也是一种“诡诈”之术,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来讲,这种特性表现得更加明显。
唐朝李淳风曾作过一本《推背图》,据说能推算出上下几百年的大事,也能推算出帝王是谁,故《推背图》这在群雄并起的五代十国大动乱时期刮起了兴盛之风。宋太祖赵匡胤平定中原登上帝位之后,开始颁布诏令禁止此类书籍在社会上流行。
但此书留传甚久,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消除。宰相赵普也主张不能把违犯此诏令的人都抓来严惩。为了有效地降低此书风行带来的危害,宋太祖想出一条妙计。他令赵普取来旧存的刻本,亲加检验后,对于其中没有应验的内容,打乱顺序重写一遍。然后秘密令人把这些伪书投放到民间与原来的《推背图》一起通行。于是传习“推背”之学的人也搞不清楚书中的内容到底先后顺序如何。他们无法辨别书中内容的真伪,由于内容烦琐,他们就丢弃了旧本而不再收藏。宋太祖以假乱真,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历代的封建统治者,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,都会施行一些愚民政策。宋太祖赵匡胤也不例外,他利用“谶纬之学”这个工具登上了皇帝宝座之后,又亲手毁掉了它,断绝了别人觊觎皇帝宝座的念想。
利而诱之,乱而取之,实而备之,强而避之,怒而挠之,卑而骄之,佚而劳之,亲而离之。
《孙子兵法》前面所列四种隐蔽自己的方法,与后面的八种利用敌人的对策,组成孙子著名的“诡道十二法”,也就是前面所说的“兵不厌诈”的方法。诡道,是一种欺骗行为,千变万化,因时因地因敌而异。但它的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:迷惑敌人,利用敌人。这些都是作战中利用诡道的基本原则。敌人贪利就要想办法引诱它;敌人处于混乱状态就要乘虚而入;敌人强大就要加强防备、避其优势;敌人易怒就想办法激怒它,使其丧失理智;敌人谦卑、谨慎就要设法使其骄傲自大;敌人安逸就要使之疲劳;敌人内部团结就要分化离间他们。这样才能变劣势为优势,变被动为主动。
战国时期,大将李牧驻守赵国北部边防,常年驻在代郡、雁门郡一带防御北方强敌——匈奴的入侵。匈奴大军生性多疑,且出兵迅速,常令赵国守将摸不着头脑。为了诱歼匈奴单于,李牧特地向军中兵士下令:凡发现匈奴来犯要立刻回营自保,不得恋战,如有违犯一律处斩。匈奴人得知这一消息后,窃为惊喜,认为李牧怯懦,不堪一击,于是准备大举进攻。公元前也33年的一天,李牧故意让边防百姓四处放牧,成群牛羊遍布山野,匈奴单于见机会难得,先是派小股骑兵入侵,李牧假装战力不济,败退而去。匈奴单于见天赐良机,于是亲率大军南下想一举消灭赵国北部重兵,可是李牧事先早已做好充分准备,他采取灵活多变的阵势,出奇兵包抄匈奴大军,一举灭掉十几万匈奴骑兵,匈奴单于只身脱逃,幸免于死。
“人为财死,鸟为食亡。”“财”对人来讲是利,“食”对鸟来讲也是利,所以人和鸟都会为利而置生死于不顾。在战争中,敌我双方也都时时刻刻围绕着利而展开较量。在上面的战例中,匈奴单于无时无刻不想挥师南下、掠夺财物。这是他们的大利。赵国守将李牧的高明之处就是利用了敌人想得到的利益,而没有向敌人暴露自己想要的利益。李牧最终诱使匈奴大军南下,而将其一举歼灭。这正体现了“利而诱之”的战略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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