奏为恭谢天恩，仰祈圣鉴事

奏为恭谢天恩，仰祈圣鉴事。

窃臣于五月初一日，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同治元年四月十六日内阁奉上谕：曾国荃等宣力戎行，连克要隘，洵足以褫贼魄而快人心。头品顶戴江苏布政使曾国荃，着交部从优议叙。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曾贞幹，着赏给迅勇巴图鲁名号，以示鼓励等因。钦此。

臣当即恭设香案，望阙叩头谢恩讫。伏念臣同胞既翕，异数频叨。曾吁金陵未克以前，不敢再邀渥泽，岂期玉陛酬庸之典，复蒙迭沛殊恩，录毫末之微劳，命勋曹以优叙；勖肤公之迅奏，赐勇爵以嘉名。天语弥温，臣心增惧。曾涓涘之莫报，实感悚以交并。臣惟有督饬臣弟等，乘胜进攻，克期会剿，勤以补拙，慎以图功。集四七之将才，同收六代虎踞龙蟠之地；宣九重之恩德，一慰三吴水深火热之民。所有微臣感激下忱，理合缮折恭谢天恩，伏乞皇上圣鉴。谨奏。

议覆兼摄通商大臣折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

奏为遵旨筹议，恭折覆陈，仰祈圣鉴事。

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，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上谕：前因薛焕熟悉外国情形，谕令以头品顶戴充办理通商事务大臣。并迭谕将洋人协剿诸事，会商新署巡抚李鸿章妥为经理。兹据薛焕奏，南洋通商各口事，隶将军、督、抚监督办理。若专设大臣统辖，地方较多，鞭长莫及，事势亦多格碍。该大臣稽察税务，多属具文。而一切办公经费，以及书吏、差役等项经费，均需添设。糈禄虚糜，于事无益。请即裁撤，各归本省督、抚、将军经理。并片陈：长江通商，事属创始。必须平时勋望隆重，乃能詟服远人。请于官文、曾国藩特简一员兼领其事各等语。南洋通商大臣本系道光年间经耆英等议定设立，以为交涉事件，在外商办之计。迨英、法各国公使驻京后，一切紧要之件，均由总理衙门办理。其馀关税事务，则由管关之监督道员，会同各国领事官经理，仍由该省将军、督抚稽察，已足以资控驭。上海虽为各国汇集之所，而所设只有领事官。若该道办理得宜，巡抚妥为稽察，则诸务已有责成。所请裁撤之处，洵为因时制宜。钦差大臣本系改为两江总督兼摄，曾国藩威望远著，为外国人所慑服。长江通商事务，由该大臣经画，自能措置合宜。惟前因曾国藩办理军务，在江面布置，昕夕不遑。若再任以通商事务，非所以示体谅。现在江面肃清，应如何妥为兼筹之处，即着酌量情形，迅速具奏。薛焕所称南省宜以督抚兼领，其驻扎之地，须离洋人稍远，办理方可顺手。倘李鸿章驻镇以后，能否兼顾无误，曾国藩从前曾经议及，并着一并详筹奏闻等因。钦此。

仰见皇上循名责实、因时变通之至意。臣才识凡庸，于西洋通商事宜，尤未谙究。第就各省海口论之，则外洋之通商，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。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，行销于中华。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，行销于口岸。通商始于广东，由闽、浙而江苏，而山东，以达于天津。盐务亦起于广东，由闽、浙而江苏，而山东，以达于天津。通商之有五口大臣、三口大臣，犹盐务之有两淮盐政、长芦盐政也。通商之有监督关道，犹盐务之有运司盐道也。通商之综汇于总理衙门，犹盐务之综汇于户部也。通商惟长江交易最广，以汉口为都会，亦犹盐务惟两淮引地最广，以汉口为都会也。今薛焕请裁南洋通商大臣，归并地方，亦犹道光十年陶澍请裁两淮盐政，归并总督也。以南洋之广，设一大臣统辖江、楚、苏、浙、闽、粤六省数千里之远。薛焕所称鞭长莫及，诚属实在情形。所有广东、福建、浙江三省，应遵此次谕旨，即由监督道员经理，将军、督、抚稽察，已足以资控驭。至长江深入腹地，路远事繁，臣窃以为当分别办理。自轮船入鄂以来，洋人踪迹几遍沿江郡县，或传教于僻壤，采茶于深山。违一言而嫌隙遽开，牵一发而全神俱动。关道以洋人恃其凶横，而不敢谁何。督抚以洋务非其专责，而不肯深究。势必至睚眦小忿，皆取决于总理衙门。道途太远，后患孔长。且立法之初，当规久大之计。柔远之事，必择专精之人。今日求一二精于洋务者，尚难其选，而谓此后数十百年，沿江两督四抚，一一求精于洋务者而为之，岂可得哉？臣愚谓此缺似不可裁。宜改为长江通商大臣，专办滨江四省中外交涉事件。或驻镇江、金陵，或驻汉口、九江，添设官属书役若干，廉俸经费若干，应请敕下总理衙门会同该部核议。其汉人洋人之大小词讼，在沪、在鄂之正、子各税，何者由通商大臣专决，何者归总理衙门核覆，亦应与驻京公使熟议。其北洋三口通商，事同一律，均宜讨论职掌，永定章程。区区愚见，盖为数省计久长，非为一人图推诿也。

至两江总督一缺，统辖三省，文武兼管。漕、河两端盐务，又其专责。即在承平之际，干济之才，已觉竭蹶不遑。况以微臣迂钝之质，又值发逆糜烂之馀，夙夜忧惧，颠踬实在意中。不敢因偶尔之战胜，倘来之虚名，遂自忘其丑陋。军务未竣之前，臣实不能兼办通商事件。署抚臣李鸿章资望尚浅，军事方殷，亦于洋务不甚相宜。伏求皇太后、皇上曲赐鉴谅，臣等幸甚。倘蒙天恩另设长江通商大臣，则所辖地方，有关涉洋务者，臣仍当悉心筹画。公家之利，知无不为。昔年两淮盐政未裁之前，江督亦有缉私督运之责，湖广亦有查引督销之责。今于通商，推其意以行之。官文总理于上游，臣则稽查于下游，不敢因别有专员，遂尔置身事外，上负圣主委任之意。所有遵旨迅速筹议缘由，恭折由驿六百里覆奏，伏乞圣鉴训示。谨奏。

近日军情片 同治元年六月初六日

再，近日军情。嘉定、青浦两城被发逆巨股围攻，洋兵力不能敌，退至上海，逆焰弥炽。李鸿章所派湘、淮各勇驻扎虹桥者，被发逆四面围裹。李鸿章亲往援救，二十一日内外夹击，获大胜仗。惟贼氛环逼，李鸿章目下断不能移驻镇江。杨载福于二十三日到皖后，旋至舒城，与李续宜会晤一次，再行驶往金陵，筹商战守事宜。曾国荃围金陵之师，于五月十二、十三日在雨花台获胜一次。惟地面太宽，兵力太单。多隆阿又统兵入陕，不能践东下会剿之约。近闻伪忠王苏州大股，将援金陵。陆路孤军深入，旁近无劲旅援应，颇为可虑。而今年上游两岸，气势百倍，金陵失此可乘之机，又成持久之局，尤为可惜。鲍超一军于十五日进攻宁国之抱龙冈等处，连平贼垒，获一大胜。已逾敬亭山，三面围逼。宁国贼多粮少，当可得手。除鲍超、曾国荃两处详细战状，容臣汇案续报外，谨先附陈梗概，伏乞圣鉴。谨奏。

议覆调印度兵助剿折 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二日

奏为遵奉谕旨，妥议具奏事。

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，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十七日奉上谕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：据崇厚函称，询据英国领事官吉必勋声称，青浦、嘉定二城发逆大队涌至，华尔察看情形，难以抵御，现在退回上海休息。有另调印度兵来秋间大举之说。崇厚拟请许其兴兵，约其助剿，以收有用之效。该王大臣等虑及外国兵入内地攻剿，不特得一处代守一处，足为中国腹心之患；即得一处焚毁一处，如嘉定、青浦二城，亦实为地方疮痏之灾。东南蹂躏不堪，何可再受外兵之扰？请饬曾国藩等于外国兵未到之先，激励三军，将苏、杭要地先行收复，否则设法防范或与印度兵同力合作，不致滋扰等语。借兵助剿之议，迭经曾国藩等先后覆奏，佥称有害无利。前因上海吃紧，英、法两国帮同战守，是以姑示羁縻，未经阻止。该两国与发逆仇隙已深，若径调大兵分路进攻，翦除发逆，固属大快人心。惟若尽如嘉定、青浦之势，则利不偿害。且恐守以西兵，运掉不能由我，为患曷可胜言！现在江南之师，连克名城，已成破竹之势。曾国藩函致总理衙门，拟令黄翼升统带水师，由松、沪直入太湖，以为进兵之路，甚合机宜。着该大臣即乘此声势，督饬各军，进逼金陵，迅图克复。李鸿章将上海事宜布置后，亦即赶赴镇江，由句容一路会师进剿。两路夹攻，可期得手。若金陵既拔，则苏、常势必瓦解，官军可一鼓成功，各要地均为我有，自可杜外国觊觎之心。即届时调兵前来，见我兵既已得手，则无所更用彼力，自必废然思返。万一金陵尚难遽拔，而印度大队已到，应如何豫筹兵勇，以备临时会同攻取，不致授柄于彼之处，着曾国藩等会商妥议，总期防患未然，免致临时失措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原折片，均着抄给阅看等因。钦此。

六月初九日复奉五月二十五日寄谕：近闻洋人因官军进取金陵，拟拨轮船前来助剿。好胜争功，是其故态。若必待西兵会剿，将来攻克金陵后，必启其轻视之心，该大臣等务当激励各军，乘此破竹之势进逼金陵，迅图克复。毋令洋人以助剿为名，转致另生枝节等因。钦此。

伏查咸丰十年十月，蒙先帝垂询俄、法两国助剿之事，臣覆奏以为当许其来助，而缓其师期。本年三月蒙谕旨垂询英、法两国助剿之事。臣覆奏以为同防上海则可，藉攻内地则不可。洋人若先攻苏、常，臣处无会战之师；若克复城池，臣处亦无派守之卒。定议于先，或不致责怨于后等情奏明各在案。兹复钦奉谕旨以印度兵来，秋间大举，饬令会商妥议。臣函商左宗棠、李鸿章等，据左宗棠覆函云：青浦、嘉定二处发逆麇至，夷兵遽遁。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。委而去之，真情毕露。断无起印度之兵，助剿此贼之事。夷人藉助剿为图利之计，藉起兵为解嘲之词耳。兵头纵有此意，国主未必允许。印度纵有兵来，其数未必能多。据李鸿章覆函云：官军自二十一日虹桥大捷之后，洋兵待我兵敬礼有加。提督何伯来营会晤，词意和顺。然窥其中若有不足者，青浦、嘉定之退，不免羞恚。自云须八月后，调大英兵来恢复青、嘉，该提督始能回国。并无调印度兵来之说。

臣查西人天性好胜，睚眦小忿不肯甘休。青浦、嘉定之挫，既羞见侮于发逆，尤虑见轻于天朝。其兴兵前来报复，系属意中之事。惟英、法旧例，兵谋会议于众国，兵费征敛于众商，非一人所能为主。青、嘉一退之羞，不至遽触大众之怒，国主未必因此而大举，商贾未必因此而加征。其兵数必不甚多，亦可悬揣而知。崇厚既有所闻，似宜由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查询确实。然后申大义以谢之，陈利害以劝之。中国之寇盗，其初本中国之赤子。中国之精兵，自足平中国之小丑。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馀城，长江上下肃清三千馀里；发逆无能久之理，吴、越有可复之机。即使事机未顺，贼焰未衰，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。在皇上有自强之道，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；在臣等有当尽之职，岂轻借兵而贻讥于后世。此所谓申大义以谢之也。粤匪行径，本属无赖之贼。青、嘉两城尤属至微之事。英国若征印度之兵，为报仇之役；多调则胜之不武，少调则不胜为笑。徒使印度军士支领英国之饷银，蹂躏中国之土地。上不利于国主，下不利于英商。不如早议息兵，俾松、沪免无穷之扰，即英、法省无穷之费。此所谓陈利害以劝之也。斯二者，总理衙门与驻京公使委曲商榷。如俱不见听，则亦别无阻止之法。仍当先与议定，西兵进攻内地，臣处无会剿之师。若克城池，臣处无派防之卒。区区鄙见，不得不重言申明。至于设法防范，殊乏良策。洋人语言不通，风俗迥异。彼以助我而来，我若猜忌太深，则无以导迎善气。若推诚相与，又恐其包藏祸心。观于汉口焚船等案，片言不合，戎事立兴。嫌衅一开，全局瓦裂。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，盖亦筹之至熟，与其合而复离，不若量而后入。倘我军屯驻之处，彼亦不约而来，寔逼处此，臣当谆饬部曲，平日则言必忠信，行必笃敬；临阵则胜必相让，败必相救。但有谦退之义，更无防范之方。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，不宜再树大敌，另生枝节。庶几有容有忍，宏济艰难。愚虑所及，不审有当万一否。所有遵旨妥议缘由，理合会同浙江抚臣左宗棠、江苏抚臣李鸿章恭折覆奏，伏乞皇上圣鉴训示。谨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