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和珅的非法敛财、贪污受贿，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：一是，督抚在利益的驱使下，为行贿和珅，投其所好，而以上索下，或坚守自盗，亏空国库；二是，上行下效，和珅恣意贪婪，官吏争相效尤，有恃无恐。乾隆王朝后期发生的贪污大案，凡情节严重，手段卑劣者，无不与和珅有关。

而在惩治贪污的问题上，乾隆皇帝极为宽大。正如他自己所言：“朕御极以来，政崇宽大。”特别是乾隆皇帝的统治后期，他的宽大几乎到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。如粤海关德魁亏空税银，按律应赔2万余两银子，乾隆却全下令全免了；甘肃布政使王亶望集团贪污，乾隆在惩处以后，忽然感慨道：在这件案子还没有发现之前，朕就有风闻，但朕觉得案情重大，所以，没有下定决心来惩治。

从乾隆皇帝的这句话可以看出，他对贪污的惩处并不是很认真。而且，他还徇庇亲信，如他一向器重的云南总督李侍尧，因贪赃索贿，被云南储粮道海宁参劾，由于情节恶劣，大学士九卿会议斩决，而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，乾隆皇帝却万般维护，让督抚再议。但当各督抚维持原判时，他又给予开脱，对之处九卿之议的陈辉祖、富勒深等人大加斥责，并不顾及众意，以“罪疑惟轻，朕不为己甚之事”，下诏定为斩监侯。不久，又下旨，赐李侍尧三品顶戴花翎，起用为陕甘总督。

而乾隆皇帝本人挥霍无度的奢侈作风，也影响到了时政和时风。也就是说，他一面在惩治腐败，同时又助长了腐败。腐败使繁荣昌盛的清帝国江河日下，然而，清帝国从极盛一步步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，除了贪污腐败以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，就是闭关锁国。

一九　闭关锁国

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）十一月七日，时任闽浙总督杨应琚，收到乾隆的皇帝一纸诏书。诏书的大致意思是：让杨总督告诉英国人，以后只准在广东收泊交易，其他地方均不可。如果有人敢迎头而上来浙江宁波，那么怎么来的就给我怎么回去。

乾隆为什么要下这样一道令呢？往前看，类似的政策早在清朝初年就有过。当时朝廷为了围剿占据台湾的郑成功，对沿海百姓下了两道命令。第一条是“迁界”，就是限令直隶沿海南下到广东沿海一带居民，一律迁入距海岸线三十里外的地方居住。第二条是“禁海”，严令不许船舶下海经商，甚至连捕鱼也在限制之内。但是，清廷在给台湾郑氏造成经济困难的同时，也给沿海商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，使得对外海上贸易几乎处在了停滞状态。

而到了1683年，台湾收复后，清廷随即允许沿海居民回迁，又开放海禁。时值英明的康熙在位，康熙皇帝为了尽快恢复海外贸易和加以有效管理，命令在广州、厦门、宁波和上海附近的云台山设立四处海关，定下规则，收缴课税。

这样，经过了雍正一朝到了乾隆朝。乾隆皇帝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思考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，我们为什么要开放这些地方和外国人做生意？我们什么都有，还用得着这群鬼子吗？

而当乾隆皇帝向闽浙总督杨应琚发出谕旨的时候，停泊在定海的一艘英国船只主人火了，这个人名叫洪仁辉。洪仁辉是英国人，由于汉语讲得很好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就让他在贸易活动中充当翻译。早在1755年4月，他就领着一艘商船到达定海，船上装了大量的银钱和酒，还装备了枪炮弹药。浙江官员非常欢迎他们，这样一来二往，洪仁辉先生就和浙江官员成了天下最好的合作伙伴。他在与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，的确捞到了不少好处。

洪仁辉听到乾隆的谕旨后，火气很大，浙江巡抚命令他立即离开宁波，或是回国，或是到广州。他却直往北来，一直到天津。于是，他创造了一个纪录——进入天津的第一个英国人。

他之所以要北上到天津，是想见乾隆皇帝。他想凭着自己对人权与民主的独到见解，来说服这个“天朝上国”的皇帝和自己的国家做生意。

然而，洪仁辉在天津被清朝官员阻挡，官员向他许诺说，一定将此事上告皇帝，请他原路返回。

洪仁辉只好返回广州，并且充满了幻想等着乾隆皇帝给他回信。到了广州的第二天，闽浙总督杨应琚召见洪仁辉。洪仁辉以为乾隆皇帝来信了，欢欢喜喜地跑进了总督府。但迎接他的却是流放澳门三年，剥夺终身来中国的权利。

最后，洪仁辉弄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判刑了。因为他违抗了乾隆皇帝的旨意去了天津。他被流放到了澳门，而整件事情并没有完。五年后，也就是1760年，乾隆发布了一道法令，从而彻底地将大清帝国的大门关上了。这项法令包括：1.外国必须在春节离开广州，撤到澳门，直至秋天；2.中国不得同外国人做生意，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，否则判流放罪；3.外国人不准学中文，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的翻译接触；4.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水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；5.外国人不准携带武器，他们送寄信件都必须通过中国当局；6.外国人如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将按中国法律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