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有论者认为，中国的“吃人礼教”，并不是最可怕的，最悲哀的反是狂人最后的祈许：

“没有吃过人的孩子，或者还有？救救孩子……”

也许“救救孩子”不是祈愿，是绝望的吶喊。因为中国的孩子都怀着吃人的意向。中国的孩子都是在吃人的社会中被养大的，也都内化了这个社会的习俗与准则。不管是祈愿也好，是吶喊也好，毫无疑问，《狂人日记》和鲁迅的一系列作品，在二十世纪初，都成为了中国人“反传统主义”的标记。诚然，当时中国人“反传统”并不是目的，只是手段，是一种争取“自我”解放的一种手段。

有人认为，二十世纪，中国人最宝贵的就是发现了“自我”。若用鲁索（Jean-Jacques Rousseau, 1712~1778）的话说：“每个人都是高贵的存在，他的高贵到了使得他人不可成为别人工具的程度。”进入近现代中国，似乎大家开始明白人的尊严的重要性。明白尊重一个人，就要肯定他的自主性、他的自主权、他的自我发展权利。简言之，个人的存在，本身就是目的，而不是工具。

相对于我们的祖父辈，今天的“我”更理性，更自由，更懂得自得其乐地满足一己的需求。我们不需要规矩，不需要权威，不需要传统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年代称之为“I”世代。所谓“I”就是“我”，“I”世代即是一个“以我为尊”的世代。今天，为了追求“真正的自由”，我们逃离了传统的约束，权威的辖制。简而言之，“I”世代的“我”，就是一个“原子式”的“我”。从纵向而言，“我”和“过去”与“未来”没有关系；从横向而言，“我”与“他人”、“社会”和“国家”也可以没有关系。“我”是“独立”、“自主”、“自存”的个体，是没有历史包袱，没有被先设道德规范制约的“自由人”。就如Michael J. Sandel（1953~）所言：

我的责任只限定于我所做所为，这是个解放观念。其假设是人身为道德行动者，是自由且独立的自我，不羁于任何先设的道德拘束，有能力为自我选择目的。不羁于习俗、传统、原生地位，唯有个体自由选择，才是我应尽道德义务的来源。

如今，“我”是一切的标准，我的所是为是，我的所非为非。更重要的是，由于“我”与“宇宙”（上下四方曰‘宇’，古往今来曰‘宙’）割裂，所以我们对一切除了自己所作的也无须负责。相比于我们的祖父辈，“I”世代的“我”似乎更能体会到“自由”的真谛。